玻璃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人工制品之一，诞生于公元前3千纪中晚期的西亚两河流域，随即被广泛传播，成为东西方技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时至今日已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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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是玻璃制品及其生产技术向东传播的中转站。疆内目前经考古发现的玻璃制品，年代上涵盖从西周至宋元的各时段。其中先秦时期的玻璃器全部出于墓葬，以不透明的单色规则玻璃圆珠为主，也有少量蜻蜓眼玻璃珠。如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一批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玻璃珠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玻璃制品，额敏县铁厂沟墓地也出土了春秋时期的玻璃珠，轮台县群巴克墓地和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则出土有蜻蜓眼玻璃珠。研究人员曾经对上述墓葬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做过科学检测，结果显示，它们的化学成分、加工工艺和西方蜻蜓眼玻璃珠非常相似，外形也具有明显的西亚风格。
及至汉晋时期，玻璃珠数量突增，不仅色彩丰富、工艺复杂，且开始出现西方玻璃器皿。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玻璃器多发现于丝路重镇或墓葬中，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向日常用品转化。宋元时期，新疆开始出现有明确考古证据的玻璃加工场所，现已在11处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玻璃器，其中8处在以喀什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缘，3处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所出玻璃器多在房址、灰坑或手工业作坊等地，器形朴素，实用性强，显示玻璃在平民生活中的更广泛使用。
新疆迄今发现的宋元时期玻璃器多为残片，器形难辨，是以现藏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件较为完整的玻璃瓶尤为难得。年6月，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村民在达勒特古城北深约0.5米的土层中发现了该件玻璃瓶，发现时平放在一个已经破碎的夹砂红陶瓮中。瓶口径1.4厘米，底长径12厘米、短径5.8厘米，通高28厘米，为淡绿色透明的小口细颈扁腹瓶，颈部饰附加绳纹和弦纹，溜肩，垂扁腹，椭圆形底内凹，瓶壁内有附着物。该瓶制作精美，装饰上采用了当时常见的热贴塑技法，但形制独特，很可能是本地吹制而成，造型上或许借鉴了游牧人群的皮囊壶，颈部贴塑当为系绳之用。至于其功用，也当如皮囊壶一样，是盛储酒水等液体的器皿。
除这件玻璃瓶外，达勒特古城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玻璃器残件和玻璃料块，是目前北疆地区发现玻璃最多的遗址，不仅可在地表采集，在年以来的正式考古发掘中也多有发现。这些玻璃器残件，颜色上有无色、淡绿色、蓝绿色、粉色、淡黄色，或透明或半透明，从样态上推测原应为器盖、瓶、盘等物，其共同特点在于玻璃内部均有小气泡，表明其熔制水平较低，而半成品玻璃料块则为上述玻璃瓶很可能是古城本地制造提供了佐证。元代刘郁所著的《西使记》一书中有“孛罗城……土屋窗户皆琉璃”的记载，而孛罗城旧址今多认为就是达勒特古城，是以这条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达勒特古城广泛存在玻璃的证据。
现有研究表明，新疆地区出土的宋元时期玻璃在制作技艺跟成份配比上与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具有广泛联系，这一方面是因为玻璃生产属中亚传统产业，素有盛名，陪同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的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写道河中地区“酒器则纯用琉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玻璃在西辽时期中亚地区的广泛使用，而作为与中亚一道囊括在西辽治下的新疆地区，自然具有便利的玻璃产业发展条件。早在9-10世纪就已在中亚出现的窗户玻璃，在11-12世纪有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普遍使用，因之其至晚在13世纪元代察合台汗国中心城镇之一的孛罗城被广泛施用，不仅无足为奇，也恰可与《西使记》中的记载相呼应。
玻璃虽小，但其关涉的社会与经济意义重大，达勒特古城的玻璃恰为宋元时期蓬勃发展的技术交流与手工业生产及随之带来的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注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新华）
编辑：阿毛审校：葛建
监审：司元勋马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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